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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安二十年(215)三月,六十岁的曹操又一次翻身上马,率中军西出邺城,向汉中进发,亲征张鲁。同年八月,孙权趁曹操西征之际率众十万围攻合肥,张辽以八百死士在逍遥津杀得东吴人仰马翻。曹操闻讯,一边在汉中安排守将,一边又在次年(建安二十一年,216年)十月亲率大军东征孙权,次年三月方还。
这几乎是曹操一生的常态。从镇压黄巾到统一北方,再到晚年与孙刘周旋,他一生多次亲征,几乎每一场重要的战役,他都亲自上阵。西打汉中、东守合肥、北征乌桓、南拒孙权,他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,在四方战场上不停地旋转。
有人认为,曹操一辈子在战场之间奔波是因为他生性多疑、不肯放权。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,曹操的频繁亲征,是个人能力、政治处境、军事制度与时代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后人绘曹操画像。来源/《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》
亲征是生存本能
在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中经常可以看到“公自征”“公征之”一类的表述,建安二年(197),宛城征张绣;建安三年(198),东征灭吕布;建安四年至五年(199-200),官渡之战全程亲征;建安十三年(208),南征刘表及赤壁之战;建安十七年至二十一年(212-216),四次南征孙权;建安二十年(215),西征张鲁。而在这些曹操亲自指挥的战役中,胜者是占绝大多数的。
这当然和曹操出众的个人能力有很大关系。年少时曹操就才武过人,博览群书,尤好读兵书,并对排兵布阵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,史书中载:
(曹操)博览群书,特好兵法,抄集诸家兵法,名曰接要。又注孙武十三篇,皆传于世。(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异同杂语》)
自作兵书十万余言,诸将征伐,皆以新书从事。(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魏书》)

曹操亲征演绎场景。来源/电视剧《三国》
曹操是曹魏阵营中的军事最强者,这一点毋庸置疑,也是大多数人的共识。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对于曹操给出了极高的评价:
“㧛申、商之法术,该韩、白之奇策,官方授材,各因其器,矫情任筭,不念旧恶,终能总御皇机,克成洪业者,惟其明略最优。”
陈寿认为曹操称得上“非常之人,超世之杰”。裴松之注引的《魏书》更是将其和孙子、吴起相比:
“其行军用师,大较依孙、吴之法,而因事设奇,谲敌制胜,变化如神。”
连曹操的对手诸葛亮也称赞曹操的计谋:“曹操智计,殊绝于人,其用兵也,仿佛孙、吴。”(《后出师表》)后世的苏轼也称:“臣窃观自古用兵者,莫如曹操。”(《代滕甫论西夏书》)
史书中描写曹操临阵时的神态:“与虏对阵,意思安闲,如不欲战,然及至决机乘胜,气势盈溢。”战前从容镇定,战时雷霆万钧,正是顶尖军事统帅才有的心理素质。也正是这种超群的才能造就了他的不可替代性,而曹操本人对自己的军事能力也有着清晰的认知,并且非常自信,甚至到了自负的地步:“设使国家无有孤,不知当几人称帝,几人称王。”
正因为他精通兵法、战功卓著,他才自信能亲自掌控战局。换成任何一个部下统兵,曹操未必放心,他清楚自己和他人能力的差别,这种“非我不可”的自信,正是他频繁亲征的重要心理驱动力。
除了曹操的个人能力和性格,东汉末年复杂的政治环境也使曹操不得不选择亲征。东汉末年,朝廷权威崩溃,诸侯割据。曹操的地盘,西起关中,东至徐州,北抵塞外,南达荆襄,但仅仅靠着被迎到许昌的汉献帝是不能维护好自己的势力范围的。曹操虽然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,但天子在手,不等于权力在握。
天下人承认曹操的地位,不是因为他挂着“丞相”的头衔,而是因为他手里握着全国最强大的一支军队。一旦中军旁落,他的权臣地位将瞬间被架空,汉献帝会立刻翻脸,朝中反对派会蜂拥而起,各地的潜在对手会趁火打劫。而曹操晚年面临的对手也不是等闲之辈,刘备取益州、孙权据江东,都是当世枭雄。曹魏将领中,夏侯渊在定军山兵败身死,曹仁在樊城被关羽围困,几乎不支,这些关键战役的失败迫使曹操不得不频繁“救火”,这种解围式的亲征,都是政治形势倒逼的结果。
东汉都督制度的缺失
东汉本无常设的都督制。所谓“都督”,在东汉末年只是一种临时差遣,朝廷临时任命某官员督某州军事,任务完成即撤,没有固定的辖区和常设的机构。都督制起源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年。因为征伐四方,乃于出征时暂时设置“督军都御史”,简称督军、都督,以监督诸军。东汉以来有御史监军制度,曾或称都督,但却是监督之职,二者名同而实异。东汉顺帝时,御史中丞冯绲持节督扬、徐二州兵镇压九江“盗贼”,就是一例。此后,又以中郎将督军,更增加了军事统帅的因素。“都督”一名在汉末三国时期开始大量出现,但有的是偏裨将校,有的则是一军元帅或一个军区的主将。

轺车骖驾画像砖,东汉。来源/四川博物院
汉末董卓之乱后,州郡拥兵割据称雄,朝廷为了笼络他们,颁发以将军兼督数州或都督某州的称号。献帝建安二年(197)以袁绍为大将军,赐弓矢节钺兼督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,是最早见于史籍的持节都督。大约同时,曹操以程昱为中郎将,领济阴太守,都督兖州事。这种都督就成为统治地方的军政长官了。
曹魏都督制是在建安年间的战争环境中逐渐形成的。曹操权置都督诸军事,以统领、指挥原来互不相属的多支军队,但在曹操生前的大部分时间里,都督制度还没有完全定型。《三国志·程昱传》云:
“天子都许,以昱为尚书。兖州未苦安集,复以昱为东中郎将,领济阴太守,都督兖州事。”
建安九年(204)有荀衍都督河北,《三国志·荀彧传》云:
“彧兄衍以监军校尉守邺,都督河北事。”
建安二十一年(216),又有杜袭督汉中,《三国志·杜袭传》:
“后袭领丞相长史,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。太祖还,拜袭驸马都尉,留督汉中军事。”
他们的都督职事都是以本官受朝廷的临时差遣。
都督制度的定型是在曹丕代汉之际,曹丕为了稳定刚刚即位时的政治环境,以都督控御诸州军事,遂正式确立都督制。《宋书·百官志》云:“魏文帝黄初二年(221),始置都督诸州军事,或领刺史。”

神兽纹铜镜,曹魏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所以说,在曹操生前,他根本没有一个可以长期信任、独立镇守一方的大将体系,不是他不想设,是制度还没形成。东汉都督制度的缺失,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:曹操无法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前线指挥权下放给可靠的大将。他只能亲自带着中军,哪里吃紧去哪里。
一旦曹操放权于将帅,宗室与外姓将领的派系矛盾恐怕会延误战事。曹操用人的逻辑非常清晰:宗亲领军做主将,外姓将领为副将。这种安排保证了军队的忠诚,但也埋下了隐患,宗室与外姓之间、不同派系的降将之间,矛盾从未消失。为了避免因内斗出现的战争失误,曹操亲征仍旧是最稳妥的办法。
三国群雄的困局
曹操如此,其他三国君主又何尝不是?孙权、曹丕、曹叡,无不奔波在亲征路上。如果说曹操亲征是因为能打、需要打,那么孙权的亲征就颇有些耐人寻味了。孙权的军事能力,在三国时代不是最弱的,但亲征指挥与野战进攻能力显著弱于曹操、刘备及孙策。从建安十三年(208)至青龙二年(234),孙权五次亲征合肥,但一次都没有攻克。建安二十年(215)八月,孙权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,却被张辽以八百死士杀得溃不成军,甚至本人差点被俘。
那孙权为什么非要自己上?

后人绘孙权画像。来源/《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》
这其实和江东特殊的部曲制有关系。孙吴政权内部,士兵是将领的部曲、私产。将领有多少话语权,和自己有多少士兵直接相关。孙权虽然是名义上的君主,但实际上只是大家名义上的统帅。周瑜、鲁肃、程普、吕蒙等将领各有各的部曲,各有各的盘算。如果孙权派周瑜或者吕蒙去打合肥,会出现什么情况?第一,淮泗将领一旦在合肥站稳脚跟,会不会拥兵自重、脱离孙权的控制?第二,江东本地世家凭什么出钱出粮为淮泗将领打仗?第三,如果某位将领在合肥之战中势力坐大,孙权还能不能压得住他?
所以在这个时期,孙权只能自己来。自己挂帅,意味着所有的战功都归于君主,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君主手中,军权不会旁落。
曹操的儿子曹丕、孙子曹叡,同样走上了亲征的老路。曹丕在黄初五年(224)、黄初六年(225)两次亲征东吴,曹叡在太和二年(228)亲临长安督战。但和曹操亲征的本质不同,他们不像曹操那样从零开始建立军队,他们是继承了先辈的军队。而继承来的权力,永远不如自己亲手建立的稳固。所以他们需要不断地出现在军队面前,不断地用亲征来拉拢人心,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支军队。

三国时期地图。来源/《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》
但在三国时代的后期,蜀国却出现了例外。刘备同样是一个靠亲征立身的君主,取益州、取汉中都是由他亲征,直至章武元年(221)的夷陵之战,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,结果陆逊火烧连营,蜀军大败,刘备次年四月郁郁而终。临终前刘备对诸葛亮说:
“君才十倍曹丕,必能安国,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,辅之;如其不才,君可自取。”(《三国志》)
这是一份几乎无条件的授权,刘备将年仅十七岁的刘禅和整个蜀汉政权,交给了诸葛亮,自此之后“政事无巨细,咸决于亮”,刘禅虽是皇帝,但所有政务都由诸葛亮决定,而诸葛亮又是一个绝无仅有的、绝对忠诚的能臣。
在这个层面上,刘禅作为蜀国君主就完全没有了亲征的必要。

“景耀四年”铜弩机,蜀汉。来源/四川博物院
第一,在这种权力格局下,刘禅虽然名义上是皇帝,但实际上一直处于一个“被保护”或者“被架空”的状态。刘禅为帝前11年(223—234)是诸葛亮主政时期,刘禅从17岁到28岁,从未真正亲政,真正的权力在诸葛亮手中。一个连日常政务都无法亲自处理的皇帝,怎么可能亲征?他没有自己的中军,没有自己的嫡系将领,甚至没有独立调动军队的权力。他去前线能指挥谁?谁会听他的?
第二,刘禅本身的性格和能力也决定了他无法亲自率领军队。
幸值刘禅暗弱,无猜险之性,诸葛威略,足以检卫异端,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。不然,殆生疑隙不逞之衅。(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裴松之注引孙盛)

国历君自制表情包。底图来源/电视剧《三国》
“暗弱”指懦弱、缺乏主见;“无猜险之性”则是指刘禅没有猜忌之心,不怀疑人。孙盛的意思是:幸亏刘禅性格懦弱又没有猜忌之心,加上诸葛亮的威望足以震慑群臣,所以蜀汉内部没有出现异心。换一个稍微有点雄心的皇帝,君臣之间早就生出嫌隙了。
刘禅的“无猜险之性”,对于其他朝代的君主来说,可能是致命的弱点,但在蜀汉的特殊政治环境下,反而成了一种优势。他信任诸葛亮,朝政大权完全由诸葛亮统领。“暗弱”的性格也让蜀汉在诸葛亮主政期间保持了内部的稳定,没有出现曹魏、东吴那样激烈的派系斗争。
诸葛亮死后,刘禅废除了丞相制,但也没有选择亲征,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不亲征的统治方式,而蜀汉的政治结构也不再需要一个亲征的君主。蒋琬、费祎、姜维在前线打仗,刘禅在后方坐镇,各司其职。直到蜀汉灭亡,刘禅都没有跨出过成都一步。

五铢,三国,蜀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建安二十五年(220)正月庚子,六十六岁的曹操病逝于洛阳。这个一辈子奔波在路上的老人,终于在生命的终点停下了脚步。回顾曹操的一生,频繁亲征绝非“好战”二字可以概括,他亲征,是因为他确实能打,也因为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不得不亲征。
三国群雄几乎都需要依靠亲征来维持自己的权力,万事纷杂、群雄逐鹿的年代,只有手握军权,才能获得实打实的权力。
参考文献:
1.(西晋)陈寿撰,(南朝宋)裴松之注:《三国志》
2.(南朝梁)沈约撰:《宋书》
3.(北宋)司马光撰:《资治通鉴》
4.(北宋)苏轼撰:《东坡集》
5.唐长孺:《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
6.陈琳国:《曹魏都督制的渊源和定型——兼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》长春股票配资网,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1996年第5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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